戏说谁是英雄之新华三

白开心

南华早报：您好！您刚才讲到任总有重大事项的否决权，没有决定权。哪些重大事项有否决权？有没有具体规定？
江西生：有明确的规定，在华为有一个治理章程，治理章程很明确规定了哪些方面，例如公司的资本增资、资本结构调整，治理章程、重大治理文件的修订，包括公司董事和监事的候选人提名方面有否决权。这种否决权轻易不会使用的。治理章程明确地规定了各个治理机构包括持股员工代表会、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的职责、权力以及相互之间制衡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我再多讲几句，华为治理章程花了很大的力气、很大的精力做出来的。公司通过三年的讨论探讨，吸收了古今中外的一些业界的、企业的、家族企业的、政党国家的制度的东西，当然更多是华为三十年来运作的思想经验总结，包括任总的管理思想、管理哲学的总结。我们还重点研究了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和美国宪法的稳定性，很惊讶或者很认同。美国宪法两百多年只有27个修正案，这点很难能可贵。美国宪法两百多年的稳定也许正是美国两百多年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白开心

纽约时报：第一，您刚才提到工会委员会和持股员工代表会在组织结构上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在工商的信息中是由工会委员会代持股票而非持股员工代表会？
第二，就您解释的范围和职能上应该是持股员工代表会行使持股员工一股一票的权力。工会委员会带有“工会”二字，很多情况下对两者之间的职能、职权关系有一些混淆，为什么华为不考虑另外一个去避免这样的困惑。
第三，您刚才提到虚拟股的持有不可以在员工之间相互转让，员工离职可以回购，一些情况下员工离职之后可以继续持有这些股票，什么情况下员工可以做这个事情，有没有相应的章程或者看到的法规规定员工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持续持有。
江西生：你的问题很好，其实我们也想问，为什么不能让持股员工代表会登记为股东？事实上确实是工商局不给进行登记，这个问题早期是可以登记的。早期员工持股有几种方式：
第一，员工持股会，直接可以做登记。
第二，以工会名义登记。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搞一个控股公司或者其他的。到后来员工持股会这种社团法人在民政系统不给登记了，即使民政系统有了，工商局也不给登记为股东了，但工会作为股东登记一直是可以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为难，也经常问为什么不行，但是没有人告诉我。
工会这种方式能不能改为其他方式？用很多公司，这就很复杂。有限责任公司最多50个（股东），改为股份公司也是200个（股东），9万多人要除上200个，要设立几百个公司，几百个公司超过200个又不行，层层加起来不能超过200个，所以也不行。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也有可能太复杂了，成本也太高，而且可能最终还有其他的法律问题。所以，用工会作为名义持股，不一定很容易理解，但这在目前来讲是可行的，而且，华为一直采用了这种方式。
关于什么条件下员工离职后可以继续持有股票，我们规定在华为公司工作满8年且满45周岁就可以继续持有，这是有规定的，我们有一个文件。下午去股权展厅参观时可以看一下规定。

白开心

金融时报：谢谢江总时间，有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国工会法。通过了解，根据中国工会法，华为工会委员会是一个国家的工会（应该是全国总工会）下属的一部分，华为应该按工资的2%左右缴一部分给华为的工会委员会，一部分往上缴，最终给全国的工会，这是不是正确的？总工会会对您的工会委员会有什么样的控制或者怎样影响的关系？同时会不会有管理关系，年度会不会有审查监督？
第二，工会委员会是控股公司的工会委员会，而不是华为技术的工会委员会，您刚提到控股公司的员工大部分是像您一样是管理层而不是普通的员工，是否意味着工会委员会拥有者都是华为的管理层？7位是不是工会委员会的委员？是哪7位？是怎么选出来的？
第三，今天开发布会部分是因为最近有国外的很多政治家等对华为的构成有一些怀疑或者疑问，这是宏观的背景。华为有没有别的想法对于自己的构成和资金变得更透明。例如会不会让KPMG的审查报告公开或者KPMG跟媒体有任何交流，有别的办法可以让国外有怀疑的人对华为有更多的信任？
江西生：关于工会经费，公司按工资的一定比例计提，一部分用于基层工会的活动，同时有一部分上交给上级工会，我们上级工会是深圳市工交工会。工交工会跟上面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情况我不清楚。
第二，华为工会跟深圳工会是什么样的关系？一是部分经费要上交深圳工会，另外要进行登记，工会的资格证书是深圳工会发放的，每年要进行年审。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关系或者联系，包括不需要跟他汇报任何华为经营情况，他们也不会要来提太多要求，没有其他事情要做。
华为就一个工会，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工会委员会成员是怎么产生的？是由各个部门推选。工会委员会的成员有七位：尹绪全、李今歌、吕克、史延丽、吴钦明、田峰、曹轶。这些人可能大家都不会太熟悉，因为没有董事会成员，尹绪全是工会主席，李今歌是副主席，这两个人是监事会成员，曹轶是负责生协，组织员工活动，其他的都是每个部门的管理人员。
关于透明化，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确实可以考虑一下。关于华为透明化，这几年努力在做。华为不是上市公司，但我们尽量披露更多的信息让客户、供应商、消费者来了解华为真实情况。
最近一系列事件之后，确实面临着压力，包括媒体、政府需要了解更多华为情况，包括任总近期接受许多媒体采访，甚至像我，是比较害羞的、做内部管理的也要接受采访。确实要更多做一些透明化，让外部更加了解华为信息。
但有一句话“永远不能唤醒一个装睡的人”，有些人你再怎么说他都会坚持他自己的东西，不会听你的。对于客户也好，合作伙伴也好，包括媒体，会做更多的透明的工作。包括华为股权的透明，了解华为的运作和华为机制。欢迎没有去过华为股权室的朋友们下午去看。

白开心

纽约时报：您好！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透明性。工会委员会的章程有没有对外公开？公开从哪里可以获取？
第二，华为对虚拟股份的机制很有组织，也是很系统化，如果转成公开上市的股份有什么样的法律方面、技术方面的困难。我知道华为不想上市，如果进行上市把股份进行转换，技术方面和法律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困难？
江西生：关于工会的章程，没有的，法律没有要求工会做章程。但是这个提议是比较好的，可以去做一个。但是关于华为的员工持股有一个章程。
华为没有上市这个想法，一再表明不上市。无论怎样，200人的限制是存在的，首先要解决200人限制才能够有其他的。
补充一点，平安上市的时候工会没有登记为股东，应该也是受到限制。平安进行上市改制时，工会就不作为股东，退出股东。但是员工持股的资产并没有交给上级工会，而是由当时的员工所持有的。

白开心

华尔街日报：您好！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之前提到员工持有虚拟股份有选举代表的权力，但是就只看到有这方面的权力，怎么解释这些虚拟股份持有者是真正的所有者，而不是分享公司利润的人？
关于持股员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持股员工代表大会是否对工会委员会有任何的影响？
第二，工会委员会有七名成员，从运营上来讲他们对华为投资控股公司以及其他的华为公司和实体是不是有影响？
第三，华为工会委员会是与深圳市的工会有一定的联系，深圳市的工会对于华为工会委员会的运作会不会产生影响？
江西生：持股员工的权力，作为股东权力的行使是通过一股一票选举持股员工代表来行使权力。9万多人不可能经常去开会，成本很大。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大家同意通过选举代表，由110多人代表大家行使股东权力。除了股东权力还有其他的减值风险、最终剩余财产分配权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是股东权益而不是利润分享。
第二，工会委员会对持股员工代表会没有影响，持股员工代表会对工会委员会也没有影响，两者之间互相没有影响。工会委员会成员对企业经营也没有影响，无论是对华为控股还是华为技术都没有影响，因为不参加企业经营活动。他们不会以工会委员的名义和身份去参加经营活动。
关于深圳市工会跟华为基层工会，主要的联系是要在深圳市工会进行登记，取得工会法人的资格。二是每年进行年审。华为并不需要向深圳工会汇报企业经营情况。

白开心

路透社：追问一下工会委员会，毕竟是持股99%的华为最大股东，刚才讲他的角色非常少，只是用来娱乐性的活动，不参与任何公司经营管理，这个理解是否对的？是否18万员工都自动是工会的成员？委员会的成员是7个人，是不是一直以来都是7个人？7个人多久选举一次？怎么样选举出来的？是18万人直选吗？和115个持股员工代表可以重合吗？和董事会成员可以重合吗？关于工会委员会的治理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第二，最近有英国媒体报道说美国CIA情报方面说华为接受过中国国有资本的资金，您的PPT当中说华为没有国有股权人。华为发了很多债券，债权当中是否有国有的成分？
江西生：当然不是18万员工都是会员，会员是要申请的。第二，工会7个成员的选举不是每人一票选举，而是部门组织推选，这些人根据要求是三年选一次，工会不是组织娱乐活动，我们说的是身体锻炼、身心健康的活动，为了让员工更好的工作和更好的生活。至于工会委员是否跟代表重合，这没有限制，但是根据工会法，企业的主要领导人不能做工会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可以看到这些名单中首先没有董事有三个监事。工会委员会中有一个不是持股员工代表，其他几个是持股员工代表，没有完全重合，没有不能重合，也没有必须重合，没有这个限制。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美国讲的华为有国有资金债权，这不是真实的，众所周知，美国政府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不是真实的。关于这块很多次回应过，我可以再肯定的来说没有国有的资本在华为，这点很明确。
第二，华为债券发行主要在香港和国外的资本市场进行。当然不是不在国内发债，目前还没有在国内发债。
第三，银行贷款从现在来看大部分也是在境外为主，占70%左右。

白开心

CNBC：之前您提到华为的工会委员会向深圳市的工会上缴一定的费用，并不清楚深圳市的工会跟再上级的工会之间的关系。华为的这些工会委员会的委员您刚才也提到有一些是监事会成员、有一些是股东代表，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这两者真的是分开的吗？工会委员会和持股员工代表大会这两者好像没有分开，都是华为的事务，您怎么说服客户以及政府这两者确实是独立分开的呢？
江西生：第一，我不清楚他们之间什么关系，这不是我们所要关心或者我要去知道的。
第二，工会委员会和持股员工代表会，其实两者的职责、经费、运作是完全分离的，你刚才说都是华为的事务，但是是不同层面的事务。工会委员会主要是工会的活动，这个活动是业余的员工活动，当然包括身体锻炼、身心健康的活动，跟华为的日常业务没关联。
如果问工会委员，他们可能说没开过什么会，也没有做过什么活动和事情。意思是工会委员会作为一个法律的形式需要存在，需要承担刚才说的去做的那些员工活动的工作，但不是委员自己去做。
持股员工代表会是华为的最高权力机构，要对华为公司重大的经营活动进行决策。

白开心

南华早报：中国的工会是一个非常没有存在感的，华为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法律要求这个工会，所以建立它，搞一些业余活动，是不是想这么表达？
江西生：您刚才说的是现在的一部分实际情况。

白开心

时过六年，你就会发现，江秘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语言就谨慎了许多，看到的都是光鲜亮丽，真的不如聊天式的记录给的信息量大
书归正传，咱们再说说2013年的江西生第二次接受聊天时内容。
江西生
(第二次访谈)
访谈时间 2013年7月2日
访谈地点|深圳
被访谈人|江西生
访谈人|田涛
田涛: 要不我们先说说公司治理架构的演变?任总也多次讲，说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完美的设计，很长时间都是不断地变化，没有什么终极的东西。过去是那样，现在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不见得还是这样。
江西生: 对，将来肯定不是现在这样。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治理结构是过渡的，而且应该是比较短过渡的。讲到治理，我理解这个东西会是阶段性变化的，而且不同的阶段是不同的模式，我认为这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华为能够实现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果说公司在很小的时候就是一种很严格规范的模式的话，可能发展会受到限制;但公司大了以后，如果没有一种充分的、良好的决策机制，又会带来很多风险;以后公司越大越是这样。所以，治理架构可能是阶段性变化的。我记得早期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股东会和董事会，最早的那几个股东。那时候第一次开会，可以说是闹得不欢而散。

白开心

田涛:老板讲“三分天下有其一”，是在公司成立5年以后，还是更早?
江西生: 差不多1995年吧。我记得1993年我们开公司大会的时候，才说我们要做海外市场，大家提到过类似的东西。真正去做海外市场，我们在1996、1997年才开始做。
早期的时候，不会说有太多股东会、董事会，很多东西都是老板亲力亲为。田涛: 那时候也不开什么董事会
江西生: 不怎么开。那时候主要是开工作会议，比如业务会。真正的董事会就不太有印象了。
田涛: 有没有董事会?
江西生: 有，法律上肯定是要有的。法律上必须有一个董事会，你报个什么东西，包括增资，所以这些法定的东西还是有的。
田涛: 但是会很少开?
江西生: 对，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会议，很少开或者不开。
田涛:董事会主要是由那些股东组成的?
江西生: 在早期，那些人没退的前两三年，他们是参与了的。后来开完那次会后，我感觉大家就没有共同的信任基础了。

白开心

田涛: 那次会大概是哪一年?
江西生: 好早啊，我记得大概是1990年吧。那次会开了以后大家就闹得不高兴，大家对公司的发展，对公司的方向、目标意见不一致。老板那时候很坚持，如果不坚持，这个公司可能也就要慢慢地关了，像当时其他的代理公司一样。再加上那么多员工。我们那时候虽然有股份，但是很少很少，所以大家就一起参加了这个会议。
田涛:你们当时有多少人参加了这个会议?
江西生: 像我们骨干员工大概有六七个人。
江西生: 开会的印象不深了，开完会以后吃饭我记得很清晰。当时印象很深的是大家冲突很大矛盾很大，就是老板和他们那几个。但也不是和他们所有人，主要是和他们两三个主要代表冲突大,

白开心

田涛: 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江西生: 就我刚才说的，要不要这么大的发展，要不要这么大的投入，那几个人肯定是想多分一
田涛: 那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产品?
江西生: 主要是做代理，赚了些钱，是不是要分掉?老板肯定是要做研发。公司实际上很早期在做代理的时候，就开始有研发了，就是把设备搞懂。不像有些代理商，就是代销，维护搞不清所以然，维修的方法就是换东西。我们那时候也要安装、维护，发货前我们还要调测、老化等，器件我们自己都可以换，板子甚至都可以做，后来就开始慢慢做一点了。
田涛: 别的代理不这样?
江西生: 他们很少投入，我们那时候研发投入得就比较多，如果只是做维修用不着招那么多研发，郑宝用、郭平，都是那时候进来的。特别是电源，那时候专门找高端的电源人才，像陆潮文，当时在业界都是水平很高的。

白开心

田涛:参与那次股东会的人，现在在公司的还有谁呢?
江西生: 张燕燕、郑宝用肯定参加了吧，郭平可能也参加了，纪总(纪平)不知道参加了没有因为有的人可能在外面。
田涛:像你们这些人，应该算管理层，跟任总的思路是一致的?
江西生: 我那时候只能算是骨干员工。那时候我们哪有什么思路，老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很多人不会对公司有特别长远的思考，因为大家对这个行业也没有太多认识，只是觉得这个公司很好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大家觉得这个公司很有意思，每天都有变化，每个阶段都有变化，三四个月半年，不用说变化就很大了。像我们有些在外面办事处的人，包括沈阳、西安、北京、上海的，每半年回来一次，感受到的变化就很大很大了。日常工作中也是，比如研发，一个板子这段时间还没搞清楚，过段时间就搞清楚了，新的东西很快就支持上来了，变化还是很大的。所以大家觉得这种速度。这种发展很好，不一定去看得那么长远，但也很有信心，因为从现实日常中就可以看到很有信心。

白开心

田涛: 当时的发展方向，包括研发什么产品，包括激励机制，比如股权、工资奖金，都是任总一个说了算?
江西生: 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但研发的东西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那个时候确定研发的方向性的东西应该没有那么复杂。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前面的公司太多了，我们跟别人差得太远了。所以你随便跟着别人走就行了，那就是你的方向。那时候说中国“七国八制”，再早期我们离“七国八制”都太远了，所以那就是我们的方向，跟随就行了，慢慢去缩小差距。但是跟随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跟随，采用什么样的模型。除了跟随，我们还用了最新的东西，就是用了新的芯片技术像ASIC(专用集成电路)，这是那个时候我们超越别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电路也好，网络也好，那时候大家都差不了太多，不会说我们比别人先进，不可能的，我们能跟上别人就行了。那个时候的集成电路，从开始的几十个三极管就是一个芯片，到后来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做一个芯片，而目都是通用芯片。为什么别人用不到新的芯片技术?因为它们整个的生产图纸、工艺、生产线全用的是老的东西，要换成新的东西成本很高，投入很大，所以没有动力去换。华为跟它们不一样的是老板和研发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用的是最新的芯片技术，包括我们自己研发的芯片，这样我们产品的体积就大大缩小了，综合成本反而下降了。那我们在这方面一下子就超过别人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白开心

田涛: 这大致是在什么年代?
江西生: 1992年，很早。那时候我们还在做用户机，HJD48用户机就开始用这个技术了。ASIC芯片是徐文伟负责的，软件和总体是郭平负责的。到后来的08机，这方面我们一下子就超越别人了。所以长远的东西是这样的，要有亮点，有一个亮点就可以把它放大，确实也是，我们的产品就是比别人的小。第二个亮点我觉得是电源技术，这个任总的确是比较超前的。那时候我们公司基本上没什么产品，用户机是容量很小的那种，但我们已经开始做电源了，而且投入很大，人也多，老板挖了几个高端的电源人才。那个时候我们的产品主要用在农村，所以电源这块儿尤其帮了我们的忙。因为那时候中国的电网尤其是农村的很不稳定，220伏的电压经常会到250伏、260伏，还经常有雷电，有些家的产品比我们的好多了，但是经不起电网被动的折腾，很容易坏。我们反而比他们要好一点，那客户底下的人才不管你产品先不先进。所以一个ASIC芯片，一个电源，我认为这两个技术确实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其实那时候这两个技术并不高端，并不高端的技术使我们一下赚得了一个很好的品牌,有了稳定、质量这些优势。按说电源不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但老板对它特别重视。